由于书中的部分内容过不了大陆方面的审核，本人又觉得此书值得收藏，就托了到香港旅游的亲戚买回来。至亲戚家取书，顺便吃饭，饭桌上，亲戚问了句，“龙应台是什么人？这本书又是讲什么的？”我只是简单的回答道：龙应台父亲是国民党的宪兵，后来举家到了台湾，龙应台是一位学者、文化人，曾经是台北文化局局长，书讲的是1949年前后的历史例如长春的战事等。谁料话音刚落，两位受过党“先进性教育”的亲戚立马“教育”了我一番：要保持警惕，严防“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流毒，坚持革命思想不动摇……我赶快吃饭，留下书费，取书，走人。

        读书之前在网上搜过书评，大陆这边有很多带有强烈官方意识形态的评论，更有甚者，连书都没有读过就对龙应台施以不堪入耳的谩骂。也许，敏感的，不是书中的内容，而是很多大陆群众的神经。要不先入为主地去阅读几乎是不可能，但若果抱着以往非黑即白、上纲上线的政治观点去读这本书，那就极可能浪费了龙应台呕心沥血的15万字。尝试一下在阅读时想想你的祖辈，你的家庭，你的成长，你身边最亲切熟悉的人和事，而不是空泛的宏观政治叙事，那会看到更多。

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最初得知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下简称《大江大海》），是看到了梁文道的文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原文在此）。在看过关于《大江大海》的书评中，梁文道的分析相当透彻，以下是对文章的理解和小结。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为了民族大义，那么内战的合法性就底气不足了。官方的说辞，是默认了对方阵营的邪恶、原有政权的腐朽，而以新生力量自居，并认为“革命是一场开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这革命，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新国家为目标。吊诡之处是，在这个目标下，有很多不属于两边阵营或者是被迫加入到战事当中的平民百姓死去——在长春围成中饿死的、被“抓壮丁”拉入伍的、在“屠村以成绝地”中死去的。梁文道文中写道：“他们甚至连‘牺牲者’这个称号都配不上，对于这些只是想吃饭只是想活下去的来说，‘牺牲’是个太过沉重太过堂皇的一个字眼。”

         龙应台的写作并没有与官方的主流作对。梁文道对于此书的定位就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场开端暴力的拾遗了。”龙应台笔下是一个个有着真实情感的人，在很多貌似应经盖棺定论的说法面前，龙应台坚持找第一手资料：亲自采访当事人，询问如何参军、在战役中的处境、战后的境遇等细节。

         这看起来最“非政治”的书，却动摇了官方的说辞，触及了敏感的神经：正正是因为龙应台没有纠缠在国共谁是谁非，而是用最鲜活的访谈资料和细致的事实考证去尽力还原那一个流亡迁徙、生离死别的大时代。“但是她写出了一本最政治的书，因为她在一切枱面上的政治论述之外，提出了它们全都吸纳不了的政治。”或许这个“政治”就是梁文道文中提到的——“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主导精神，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最素朴的人道主义。”

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出自《道德经》。古人所谓家有六畜以备撰食，狗便是六畜中之一。因此，上古的祭祀，用狗肉作祭品，是很普遍的事。大约到了商、周以后，在祭祀中，才渐渐免除了狗肉这项祭品。但在某些祀典中，仍然须用草扎一个象形的狗，替代杀一头真的活狗，这就是“刍狗”的来源。刍狗还未登上祭坛之前，仍是受人珍惜照顾，看得很重要。等到祭典完成，用过了的刍狗，就视同废物，任意抛弃，不值一顾了。”（摘自《老子他说》，南怀瑾）

三、同行者

         龙应台游历各地，亲自去拜访每一个在当年属于不同阵营、怀着不同目的、饱经战火洗礼的当事人。长久以来，宏大的历史叙述结构中，当事人“被代表”、“被归类”，被迫戴上一个个带有政治色彩的面具。书中提到，国民党七十军登陆台湾时，衣冠褴褛，破烂不堪，书中写道：“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随后，龙应台查阅国军五十二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回忆录里写道，五十二军在日本投降后马上收到接管东北的命令，从越南火速赶往东北，不少士兵在乘船中途晕船，上吐下泻，虚脱致死，更有数十越籍士兵因不适应气候而冻死，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任何一个被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

         而什么是梁文道所说的“最朴素的人道主义”呢？《大江大海》里头有龙应台写给儿子菲利普的一段话。“我没有办法给你事情的全貌，菲利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追溯每个战争亲历者的过去，龙应台尽力还原了那些他们当时的情感、想法，尽力还原出一个个最真实的人龙应台是以一个同行者的身份，陪伴他们回到过去，走他们走过的路。在战后复杂多变的政治论述和主流观念里，帮这些战争亲历者找回自己的足迹和落脚点，然后写成书，告诉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原来各个阵营的士兵不仅仅是一个伤亡数字和政治符号，他们也有家庭、有爱好、有自己所爱的人，只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战争的洪流之中，字里行间，是生离死别的哀恸和身不由己的无奈。所以用这种方式去写历史，是个人化的，但和追求“客观全貌”的历史相比，却是温情脉脉，而且不会因为立场而挑起仇恨纷争，只会在相互的理解、包容和体谅之中，抚平各自的伤疤。

         这正是最朴素的人道主义，无视狭隘的政治，跨越时空，将“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呈现出来——仁，推己及人，将别人当做一个真正的“人”去理解和看待。书的最后，龙应台说“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19岁的小杨，2009年9月刚刚入学，成为复旦校园内最新鲜的血液。学习成绩不错的小杨，和其他同学一样，积极参加各类课外实践活动。最近，他参加了复旦大学的世博志愿者征集活动，并顺利成为了上海世界博览会志愿者中的一员。但是这一次活动，比起其他同学获得的那点可怜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认识，社会给予小杨的经验教训，无疑令小杨对社会的感悟要更为深刻。

事件发生中国馆南广场。自世博开园以来，中国馆素来是游客聚集最密集的场馆之一，门外排队等候入场参观的观众也是比肩接踵。官方发布消息，中国馆每天人工派发5万张预约券，其中3万张预约券是派发给现场排队的游客。从数字看来，志愿者的压力相当大。

5月4日，世博园开园仅一个小时，中国馆门口，香港亚洲电视台的一位摄像记者和作为世博志愿者的小杨发生冲突，结果摄像机的取景屏幕被小杨打坏了。事缘这名摄像记者走到排队人群里面拍摄，中国馆的工作人员让小杨去劝阻拍摄。四度提醒无效后，见摄像记者仍然没有听劝，小杨就动了手，拍了一下摄像机。争执之中，其他香港记者赶来，小杨情绪激动，又拍打了一下摄像机，而这个过程就被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摄像记者完整的拍摄了下来。（闾丘露薇评论）（新闻链接）（视频地址）

事后，复旦大学有学生指责港媒记者咄咄逼人，并撰文声援小杨。但在我看来，小杨没有什么值得声援的。如果我们说，小杨一开始伸手遮挡摄像机拍摄只是跟随电视电影里的坏榜样无意识地有样学样，那么从他首次击打摄像机取景屏看来，他在上海地方台、中央电视台、各大影院和自由的互联网上看到的热衷遮挡镜头、推搡记者的坏榜样还真是够坏够多。小杨事后辩解，他以为「扳转摄像机的取景框角度，可以阻止拍摄，缓解人流压力」，退一步说，即使这说得通，但是他第二次击打摄像机所要表达的，就不单单是阻止拍摄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播放那一下令人无法理解的击打，我看到的是一个小童的形象，一个被惹怒了的小童，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小童。只有小童，才会在这种被逼急了的情况下，因为本能上害怕动手打大人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于是不假思索地扬手打落自己或者大人手中的物品，以发泄私愤。

我不是辩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处理得更好。但我可以保证，假使站在那个位置的人是我，我起码绝对不会扬手。这不是人被逼急了能不能动手、该不该动手的问题，这是一个人在数台摄像机对准自己的时候还能否控制得住四肢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是社会经验的问题。但这个稍后再谈。

很多人，包括撰文声援小杨的同学，认为最初是摄像记者在队伍中堵塞人群，有错在先，所以错误在港媒一方。有的人甚至作出「香港媒体人员是可恶的」的结论。我完全无法赞同这种论调。记者确实有错在先，但不能因此就说小杨首次击打摄像机的举动就是理所应当的。无论基于什么原因，攻击他人的财产在一个法制社会里毫无疑问都是不对的。若然小杨获得过恰当的培训课程，当时最恰当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请求在场的正式工作人员前往劝解。实在想自己出面逞英雄，最好的方法也就是把自己手上的预约券塞到同事手中，自己走过去摄像记者身边，用身体阻挡镜头的视线，并冷静要求记者离开原来的位置沿着队伍前行，或者直接护送其离开队伍。但是显然小杨在看到摄像机镜头扫过拥挤又混乱的人群的时候，一股源自爱国的无名火从心而起，最终做出了双输的举动。从这个角度看，导致整个事件失控的人，不是记者，而是缺乏经验的小杨。之后的第二次击打摄像机，清晰地看到了缺乏经验支持的小杨情绪已经失控，最终导致事态完全失控。

我看到有些人，不顾事实地为小杨辩解。撰文的同学严正地指出，「唯一一次破坏性的武力使用只是折坏本来就脆弱展开的屏幕」。打个比方，南海诸岛远离祖国大陆的军事保护圈，那么阁下的言下之意是南海诸岛被别国侵占就是理所当然的？撰文者又说「第二次拍击并没有对摄像机造成可分辨的损坏」。第一次是屏幕玻璃损毁，第二次显示屏已是在风中摇曳，用力之巨，我想看过视频的观众都不难分辨吧。

另外撰文者又对香港新闻媒体发起诋毁，指责港媒是「狗仔队作风」，活该被打。我想再强调一次，直接导致整个事态恶化的是小杨，而不是记者。试想站在队伍中的不是一位香港记者，或许是一名想站定位置拍照留念的普普通通的游客。当小杨看到这位正在堵塞后面队伍的游客，他即将要采取的行动，和4日那天的举动，就会不一样吗？世博会庞大的客流所带来的压力，小杨可能压根就没有抒发过出来，一直积压在心里，如此这般，早晚有一天是要发展成，吼游客、推游客，甚至打游客的。这一切又关所谓的「香港记者挑起事端」什么事呢。

尽管上文一直在指责小杨的过失，强调他缺乏社会经验，但最终必须指出，应该对整个事件负责的，是上海世博组委会。正是因为世博组委会缺少对志愿者的培训，导致志愿者缺乏相应的社会经验来应对这类突发事件。同时，组委会也缺乏向志愿者提供适当的心理关怀和辅导，纾解其工作压力。换个角度讲，或许更应该感谢港媒公开了这次冲突事件，不然志愿者的心理问题恐怕依旧无人注意。

「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这句话被老师被领导被名人在不同场所反反复复地提到过，但偏偏很多仍然「身在此山中」的在读学生以为这些喊话都不过是无意义的空喊和吓唬人的胡话。更可怖的是，「大一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大一却正是不得不走到社会上努力获取经验的时候。在这一点的背后，是社会和教育的关怀缺失，导致了大学生不假思索即与新闻记者起冲突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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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oes S4E01] I Got You

         本人并无人类学和结构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以下纯粹个人观点，由于本人理论功底和文笔有限，难以理解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所以有不少偏向性解读，欢迎批评指正，望有高人指教第六节的阅读……

第一节

         在契努克印第安语中，土著把“这个女人使用过一个很小的篮子。”说成：“她把委陵菜根放入一个蛤篮的小中。”在土著语言中，缺乏一般性、虚泛的词语，土著会在生活环境中，为各种动植物做出独立不同的命名。

         土著对事物的广泛命名，可能是出于这种动植物的实用之处，亦可能是因为这种东西引起了土著的兴趣，两者是不相等的，前者是出于实际的生存需要，后者更多是出于土著对世界的认识、好奇和追问。

         抽象词汇的使用不能说明民族智力的高低，只能反映民族的兴趣不同罢了。当我们看土著与现代人的语言时，我们不能因为土著少有一般性、抽象性的名词，而得出土著人缺乏一般性的观念。，从而说土著智力低下。（此处省略书中列举的田野考察资料）即使现代人使用“橡树”、“山毛榉”等含有“树”这一概念的词汇，其“概念的丰富性”也不如没有这个词，却有数十个物种及其变种的词汇。【符号与实质，抽象命名会影响人对事物的认识，某些野性被“抽象”掉了。】

         部分学者认为原始人或土著对事物的命名、对身边事物特性的经验累积，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但其实土著也有对自然对现象进行思索探求，长久以来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对文明的偏见，使19世纪欧洲很多人类学家觉得现代的工业文明是自然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土著则是智力低下。然而，土著对世界的求知欲、对客观性的最求，并不比现代人要差，甚至有嘲笑的理由：土著对周围生物环境的高度熟悉、热切关心，现代人则往往把自己限制在几种自然资源，这与现代工业文明对自身文化客观性的过度膨胀有关。【土著不是智能低下，更不是像动物般生存，应破除自身文化的中心思维。】

第二节

         各地大量的民族志中，不乏土著对自然界有着敏锐触角和观察力的例子。对水流、气流、温度的敏感，对各种动植物、昆虫进行详尽的分类，并总结出其用途功效。“以前数以千名柯威拉印第安人从未用尽过南加利福利亚一块沙漠地区里的自然资源，今天却只够少数白人家庭维持生存……”“对一株玉米的不同部分居然用了15个名称来表示。”（略去大量人类学考证。）

         虽然土著大量依赖自然物生存，但这种对经验极其详细的总结归类，恐怕不仅仅是出于实用，例如某些印第安人归纳出的“爬虫学”。这种认识可能是处于浓厚的兴趣。“动植物不是因为有用才被认识，他们之所以被看作有用或有益的，正是因为它们首先被认识了。”【因为“有用”而认识与因“兴趣”而认识】

第三节

         认识自然界是为了满足需求，不只是生存上的需求，还有对理智的需求。【土著不是动物，而是有求知欲的人！】

         一种原始、朴素的思维，就是为身边的各种生物、现象，如堆砌积木般地排序，构建现象的秩序，为事物找出合适的位置，这种思维使土著对于身边细微的事物都会做出认真的观察而做出“合理”的解释。从外表看，现代人认为土著的仪式是繁文缛节，没有意义，但对于土著来说，各种细致的仪式使极其细微的特征、元素都没有被忽略，在系统中各占其位：哈克（Hako）仪式——土著在渡河时，当水淹过不同的部位，土著会说不同的咒语——“…我们懂得，应当留意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东西。”

        长期的细致观察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使土著得出了关于众多现象的决定论思维——知其然，但对“所以然”的解释，往往是用神话、经验和生活中实际的功效。与现代科学的区别在于，土著的决定论是相信世界的统一有序、因果规律对世间万物无所不包，而科学的决定论是分层次的，要分类讨论，很多时候，土著可以跨过科学来得到正确的结果。科学和“野性的思维”都是对认识结构化的活动，不论原则与方法如何，都有一定功效。【中医、风水也算是中国古人“野性的思维”】

第四节

        “野性的思维”和科学虽说都是决定论，“野性的思维”并不是科学的一部分，不可以用科学那种发展观念套入，二者的思想发端是不同的——二者不应该独立，而应该是对世界提供两种平行的解释而已。

         自然科学的历史较短，而野性思维则至少有数千年，为何会有“新石器时代的矛盾”——人类很多文明技能在新石器时代就确立了下来，但自然科学却在几百年前才诞生？这可以用来反证：野性思维并不是科学的前身，否则人们在几千年来对事物探知的好奇、求知的喜悦为什么没有激发出自然科学呢？

         其实在科学与野性思维的几千年里，是两种平行的思维在起作用：感觉直观的知觉平面，和抽象一般的逻辑平面。无论用哪种方法来看世界，总比混乱无序要强。感觉直观的方法是建立在感官认知和事后结果的联系上，形成一种朴素的决定论。感官知觉与物质属性未必一一对应，但至少有一定相关，例如人们在探索植物功用的时候，会得出“灼热”、“苦涩”的植物含有毒性的联系。这些对应的特征可能会推而广之到其他物种的身上，并承认物质的属性是可以观察的。

         当土著发现了某些事物的特征，如某些动植物可以入药、某些矿石可以防腐，人们就会为之兴奋，神话和仪式把人们当年发现特性的观察或思考的方式保留了下来，通过感官性的词语对感官世界进行思辨，认可了这些发现。（例如易经中的八卦，及从中推出的五行命理）

         这不是迷信，也算是对客观知识的追求，但相对于一般性、逻辑的、抽象的自然科学而言，这是一种具体性的科学，并成为了古代文明的基础。

第五节

         此节引入了“修补术”的概念。修补术（bricolage），动词形式为bricoler，在旧的词意中是指玩台球、狩猎和骑马，“然而它总是在涉及某种附带的运动时被使用“球的弹跳，狗的游荡或马的绕避障碍。”“修补匠”（bricoleur）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有专门技术的手艺人，例如机械维修工人或裁缝、鞋匠等，而是在既定的一种情境之下，在偶然的场合下，没有专门的应对工具，仅仅是依据已有的一些物件，修补匠能信手拈来而又恰如其分地解决问题。而与“修补匠”相对的一个比喻就是“工程师”，工程师可以针对某一个专门的目的而设计出一套独特有效的方案与工具。

         修补匠与工程师是“野性”和理性的体现。我们透过感官去认知世间的现象，当离开了这个现象所发生的环境时，就会在脑海中形成关于这种现象的一个形象或印象之类的东西，也会形成一种关于现象的抽象、理性、可以脱离具体事物的概念，类似柏拉图的唯理型。在形象与概念之间，还有一个具有指向性的记号（signe）。记号以及概念的定义都不是固定的，可以用其它东西来替换，然而概念这方面具有无限的能力，记号则不然，因为记号更多是依附于具体的形象。修补匠更多是使用记号，从已有的用此话语中，造出合适的，再进行组合；“工程师是向世界发问，而‘修补匠’则与人类活动的一批存余物打交道。”

          土著的神话故事带有浓重野性思维的色彩，修补匠就相当于构建起神话思想的人。修补匠利用一批存余物（文化中已有的形象、记号）拼凑出故事，把对世界的理解，把各样要素通过编排放在神话中，工程师是在偶然和必然的差异中构建假说、理论，在反复“验证——替换”中发展，寻找纯粹的，与具体场合无关的第一性质。野性思维与科学不是历史发展的两个时段，两者都有正当性。野性思维不仅仅是在感官认知和事后结果之间进行着排列组合，它的意义，也在于解放被科学视为无意义的东西。

这时距离亚运会开幕，还有七个月不到。

我们来看看2008年1月，即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七个月的时候，北京政府在干些什么。

• 元旦才至，北京方面即举办大型活动，迎接奥运年；
• 同日，央视奥运频道正式开播。
• 7日，北京邀请韩国艺人Rain于四月份演唱北京奥运主题曲。
• 17日，Celine Dion也确定将在四月份为北京奥运献唱。
• 22日，北京奥运会系列歌曲全面启动宣传推广；
• 同日，张艺谋导演表示开幕式表演筹备全面冲刺。
• 26日，北京面向居民举办「迎奥运健身跑」活动。
• 此外，北京奥运的电脑游戏合作伙伴世嘉（Sega）公司在11日推出北京奥运官方游戏《Beijing 2008》。

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北京奥运在即将迎接开幕的七个月前，相当多的宣传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地逐步开展，有的宣传工作甚至已经到了冲刺阶段。而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鸟巢」和「水立方」这两座令全世界都记忆深刻的主场馆的名字，是早在2000年就已经定下来了的。

而现在，距离广州亚运开幕还有七个月不到，广州市市长和政协会议委员异口同声地告诉市民，此前在全球征名活动中夺下桂冠的「海心塔」一名很可能不会使用。这就意味着，意在为广州树立一座地标而建设的广州新电视塔，至今仍然是无名之身。

在民间，新电视塔有一个人人赞、响当当的大名——「羊巅峰」，也有一个温柔婉约、风情万千的小名——「小蛮腰」。但是对于官方来说，这些名字显然不够派头，也缺乏正面形象，难登大雅之堂。官方要的是，能将广州的文化形象、新电视塔所透出的设计理念，以信、达、雅的标准，准确翻译到字面上，同时这个名字要具有优秀的宣传推广能力的点睛一笔。

第一次征名活动的评委们曾经非常不知羞耻地声称——「海心塔」是柔美与阳刚，是广博与精深的完美统一。从这个范例看来，领导们并没有把广州文化形象和建筑设计理念和信达雅当回事。领导们要的是宣传度。

纵观两次征名活动，有一个没有被政府部门内非常丰富的各种定语所替换掉的关键词，「全球」。第一次征名活动的奖金，10万元，毫无悬念地送出去了，换回来的知识产权却是废品。而拟进行的第二次征名活动，奖金提升至第一次的整整十倍，达到100万元。但可以预见这也是一场作秀表演，用100万买回来的名字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用不上。那我们亲爱的领导们在图个啥？

图宣传。领导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都关注广州在办亚运，而且办得很出色。这样起码让领导们脸上有光。因此，举办全球征名活动，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但现在看来，他们似乎遇到了一个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

务实的生活态度，低调的生活文化，让广州人不像北京人一样热衷于宣扬自己的光辉光芒。广州人想要的只是安稳的生活。无处不在的城中村拆迁改造、主干道两边居民楼被「整饰」，令身处广州的，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都产生了强烈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天河BRT工程、东风路路灯更换，让广州人感受到民意的无力，觉得政府在自作主张，忽视市民的意见。广州人面对亚运，一方面是不知所以然的自豪，另一方面是发自心底的无奈。亚运这一本应全民欢庆的节日，很可能，在那些住所外墙被「整饰」的广州市民眼里，不及在家里通风透气、不受陌生人探头探脑监视地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住家饭来得让人满足。

这种深入骨子里的文化血液自然也流淌在广州的媒体身上。在客流量庞大的广州公交和地铁里，一双双眼睛在无聊之际都会看两眼车厢里的移动电视。除了两年前就已经在播出的广州亚运宣传片之外，广州市民至今一直没看到过其它和亚运有关的视频、片段和节目。换作是2008年的北京，平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多种多样的奥运宣传片、「北京欢迎你」，早已把北京市民轰炸到审美疲劳了。

市民和媒体在文化的链条中无意识地形成一种默契，将亚运截留在日常生活的范围之外。亚运文化在广州本土文化中难以生根。对此，领导们表示无法淡定。因此我们即将第二次观看到这一部叫做《全球征名》的搞笑作品。领导此举，等同于向老实巴交的市民们喊话：『喂！亚运来啦！打起点精神啊！谁的精神面貌最好我就奖他十万！噢不，这次是一百万！』

诚然，通过不断增多的金钱作为诱饵，让广州市民开始关注亚运，开始为亚运作准备，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从第一次征名活动的十强名单看来，广州亚运的有效宣传起码已经到达全国范围。但这种激励手段，不知道能将市民的热情维持至什么时候呢？领导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会让市民们喜爱亚运所带来的一切，打心底里喜爱亚运、迎接亚运，真心实意、毫无怨言地为亚运会作最热心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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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运与广州》讲座的第一部分中，信力建老师主要分析了中国热衷大型运动会的原因和其背后的城市化发展需要。在第二部分中，许锡良老师的话题向更深层的因素拓展，讲述公民社会和普世价值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紧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即现场问答互动时段，现场观众提出了相当丰富而有益的问题，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些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对此，三位老师也分别给出各自的回应。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部分的讲座内容。

以下内容为讲座笔记的整理。受速记能力所限，下文只能归纳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大致意思。如其中有不当的猜测，请各位老师和参与到讲座中的同学指出并补充。

（第三部分）

【Q】之前信老师和许老师都提到，中国的文化和因此产生的体制有它很不好的地方，逆世界潮流。我想问，就是中国是不是要考虑自身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顺潮流」，跟着西方国家的路走？

【信】简单打个比方，10个人要走同一条路，前面9个都走了，走得好不好不管，但前面的路即使有危险即使有地雷，也基本都被踩个遍了。教训就是手到拿来，这条路为何不走？民主、宪政、自由，都建立在法治的商业社会之上，而不是人治的农耕社会。中国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商业社会。这就是顺世界之大潮。

【许】我们来想想，西方在私有化之前，「国家所有」是什么样子的：所谓国，就是帝王家族的所有物。现在的国有企业是官僚资本，归特殊利益集团所有。你爱的「国」，在古代和当代都没分别，都只是特殊利益集团的财产。只有公民社会，才有属于你的国，这里指的是「属于你的那部分（权利）」。美国是一个连组织学童集体观看总统演讲都不允许的国家。美国的中小学没有爱国教育，只有公民教育。如果美国中小学有爱国教育，估计学校要被家长冲击围攻了。这么一说，两种社会形态的对比就出来了，…………（后面的结论性语句没记下来。）

【Q】我想谈谈关于媒体关注的问题。广州的媒体主要关注点一直在广州城本身，很少关注宏大的话题如国家事务，或者深入到乡间取材。举个例子，广州建BRT，吸引了大量媒体长时间的关注，但如果某个乡下地方建了条高速公路呢，这时媒体的关注却缺失了。

【笑蜀】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定位。每家媒体的新闻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而作为一个本地媒体，必须首先关注本土居民生活状况。如果连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人事物都不关注的话，谈宏大问题没有意义。南方电视台就是个典型。

【信】首先我要批评一下同学你说到的这些电视台媒体，他们做的新闻大部分都是广州新闻，而鲜有乡间新闻，主要原因是懒，懒得跑太远。这可以理解，但还是要批评的。第二，讲到媒体，又必须聊上美国。美国和中国的媒体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美国有社区电台。中国的媒体是国家化，媒体由国家批，国家办。美国的媒体是社会化，人人都可以成为媒体。广州媒体的情况其实在国内算很不错的了。前一阵子的南方报业会议里，与会人员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如果中国还有希望的话，希望就在广州，广州的媒体责任重大。

【许】向大家推荐一本美国历史学家写的书，叫《红色广州》。大家可以读读。

【Q】请问老师，中国还要有多少个刘|*|晓|*|波才能实现社会变革？

【信】这个问题太敏感，不予讨论。

【Q】我觉得，中国把群众体育做成竞技体育，对金牌有一种非理性的崇拜。这或许是「东亚病夫」称号遗留下来的民族自卑感造成的。（略记）

【许】表面上看中国有不少宗教，但中国人心底里是没有宗教思想的。西方的宗教，例如基督教，教徒认为人的幸福感是上帝赐予的。但在中国，无论到哪里，人的幸福感都是通过跟别人比较而获得的。「我比你多钱」，「我屋子比你的大」，人的快乐是对比着来的。所以很容易会产生「我要比你强」的一种如你所说的对金牌的非理性崇拜。奥运会本来是民间运动，本来就是业余赛，是中国令奥运会变成职业赛的。（略记）

【Q】笑蜀老师，请问您认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发展走向如何？

【笑蜀】这个问题不予太深入讨论。但必须承认，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各种小规模的共同体。

【Q】言论自由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但现在老师居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人身安全的事。大学生群体理应被视为有能力明辨是非，却没有得到老师教导真理和真相，没能听到太多真话和争论，这让我感到被抛弃，沦为一种教育的产品。

【许】嗯，对，工具性的产品。

【信】现在很多不能谈及的问题都和历史有很深的关系。历史是既在的，无法改变，我们要做的，要思考的，是如何与历史和解。国共的问题，1949的问题，20年前的问题，我们不应二元地看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这是好革命那是反革命。当年的德国青年，70年代的韩国，80年代的印尼，很多人都达成了共识，历史已经过去，不清算，求和解。（略记）

【许】言论自由不要靠上头赏赐于你。他们允许你说到哪一步，你就说到底，不越线就行。中国人热衷群情激昂，令本来就不擅长讲道理的中国人更加不懂讲道理。你看网上的发言，骂人的多，讲道理的少。（略记）

【笑蜀】我们和你们都不是不说真话，也不能不说真话。但一定要懂得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讲。即使不讲真话，也不能讲假话。纵使人们不讲真话，也不存在「不讲真话就等于抛弃了真相」的说法。我的建议是，不要对这个社会和学校抱过高的期望。中国的孩子很大程度上注定是被抛弃的，所以不能靠谁去引导，要靠自己去探索。同时我个人不太赞成大学生过多地关注现实，学生的主要精力还是留在学习上。有时间可以多参与社会行动。

（第三部分完）（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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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想：为嘛本来好好的，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可是到了八点半就要关灯关到九点半？

今年我改变了想法：为嘛中国好像特别多北七，被忽悠着还在叫好？

第一次「地球一小时」活动于2007年3月31日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展开。那是《京都协定书》10周年纪念活动，也为两年多以后的哥本哈根会议拉起序幕。除此之外，我们应注意到，从此这个活动成为了各类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的节日。无数的机构在每年的「地球一小时」活动日表态支持关灯一小时，借着环境保护的名义在做着自己的宣传。我不是质疑商业组织涉足环境保护运动的正当性，但在屏幕前阅读的你，在菜场买菜的你，在超市选购商品的你，不得不承认你无从知晓，商业企业究竟在哪个环节上切实做了环保工作。换句话说，一名普通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从那些声称支持环保运动的的机构中，分辨出哪些机构是真的在为环境保护出力，哪些机构是不怀好意地通过搭便车来提高自己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和认知。你应该了解，在中国特别多这种搭便车的企业。遥想当年，三鹿集团也支持过环保运动。

2009年12月18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不太成功地闭幕后，「低碳」一词开始稀疏见诸国内媒体版面。2010年1月17日中午，春节前天气寒冷的一天，广州地铁二号线上演了一次「脱裤子坐地铁，低碳生活，迎接亚运」的集体行为艺术。从此，「低碳」一词成为了国人口中新的环保口号。这件衣服是低碳工艺的，那本书是低碳制作的，这台电脑对碳资源的要求极低也是低碳的，说不好那个古典杯具明明是在窑里用火用木头烧出来的，结果卖的时候打出的广告词还是「低碳」！低碳成为了一个可以用来在任何地方赚钱的概念，风头完全盖过以往节能灯具中的「节能省电」四字。但其实我还是很想问「脱裤子坐地铁」活动的主办人，天涯社区营销总监梁树新老师，在一月份这么冷的天气里，在全广州市车厢气温最低风力最劲的地铁二号线上，脱掉用以保温的裤子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而全民参加低碳生活，又有多少能合逻辑？

中国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到底有多空虚多焦虑多没逻辑？当你在微博上以「地球一小时」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当你在人人网的热点话题里找到「地球一小时」的页面，你会发现，人们正在随大流地展示自己对未知世界的虔诚一面。如同未懂世事的小孩子一样，看到大人拿起三支点燃的神香，拜三拜，把神香插到香炉里，他又有样学样，拿起三支香，拜三拜，插到香炉里。更令人傻眼的是，这些大学生就像那些轻易听信大人的小孩一样，深信自己拜过神、熄过灯之后，一系列世界和平、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的愿望就会实现成真。

人们奔走呼吁「八点半要关灯」，潜隐在这种广而为之的呼吁下面的是一种失去宗教的功利思想。妄想着一小时后的世界和原来的世界有所不同，就如那句口口相传的俗语——临急抱佛脚。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对活动的参与，中国人缺乏的是对自身的思考，而这正是每家举办活动，以图扩大影响力的商业公司最乐意看到的——无意识的人堆。一名公民如果失去对自己的需求的思考，反而首先考虑一个虚无的大众形象——想象着自己如何满足这个虚无的“大众群体”的需求，以显得自己的形象伟大而光辉——显然这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令个体失去自我。这无疑是危险的，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有新鲜的事物注入，而一个令本身装载着全新独立思考的个体失去自我失去思考的社会是一个带自保护的守旧系统。

在「关灯一小时」的这种表演和虔诚礼拜中，人们忘却了自己的想法，忘却了其它的顾虑。比如，今年哪家媒体有提过关灯之后所引发的治安问题？倒是有位电力工程的从业人员发表了自己对「关灯一小时」的看法——《“地球一小时”是环保活动还是哗众取宠的资源浪费？》。文章指出，关灯一小时不仅不省电，不节能，而且很可能会损害电网。然后是一条2009年的旧闻：『负责比利时电力供应的埃利亚公司26日通过其网站发出公报警告，在2009年3月28日晚号召全球公民关灯一小时的“地球一小时”行动中，由于参与者都在同一时间开灯、熄灯，瞬时的电压波动很可能造成供电线路瘫痪。埃利亚公司警告说，如出现最坏情况，比利时乃至整个欧洲都可能面临断电危险。』

看了之后我顿时感到非常担心，害怕大家同时开灯同时关灯，不烧坏电网也起码要烧坏保险丝。但过了一会儿我就释然了，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是我对我党英明领导下的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都充满信心。欧洲小国的破网能和中华大国的相比吗？互联网都没我们开放，还敢跟我国实力雄厚强力搜刮民脂民膏的电网比较？

无论如何，电网会崩溃的说法纯属扯淡——不是说「电网可能会崩溃」这个命题扯淡，只是这句话里面的那个「可能」的可能性实在不大。现在「地球一小时」活动没有推广到有能力影响国家电力系统的程度，因此你们爱同时开灯就同时关灯，想咋就咋，没问题。

不考虑治安问题，不考虑电网损害问题，甚至不考虑一些人以为最重要的环保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八点半准时把手指伸向电灯开关的你，你清楚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和意义所在吗？我已经能想象到你的答案——「就是关灯，节电。为了环保嘛。环保好啊。」我甚至能想象到当你发现关灯又开灯后的世界和原来的那个世界是一模一样的时候，你脸上的那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和内心的矛盾和痛楚。

人们对「低碳」和「关灯节能」存在不少误解。就上面我提到的那个冬天脱裤子坐地铁的问题，其实有人作出了解答，『据环境资源管理公司的计算，一条约400克重的涤纶裤，假设它在中国台湾生产原料，在印度尼西亚制作成衣，运到英国销售。假设其使用寿命为两年，用50℃的水和洗衣机洗涤过92次，洗后用烘干机烘干，再平均花两分钟熨烫。它“一生”所消耗的能量大约是200千瓦时，相当于排放47千克二氧化碳，是其自身重量的117倍。』但这些数据无法阻止你买这条该死的新裤子，不是吗？你也不可能在「低碳」的这个小时里换上短裤的同时，把你那条危害地球安全的长裤扔掉。「低碳」的关键在于商品的购买环节，而不是使用环节。

对于「关灯节能」，大众的理解恐怕也是大同小异。一户人家关灯了，本来用于供应这户人家的电力就输送到别处去使用。十户，一百户，一千户，关灯都不是问题，多余出来的电力非常少，不会造成损害或者浪费。但当讨论的是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户家庭，在几近相同的时间点上同时关灯，那就成问题了。人们大概是电池用多了，以为这些多出来的电力，会被储存起来，留待日后电力不足时再投入使用。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我国夏天还搞什么错峰用电呢？冬天使劲烧煤使劲晒太阳储满电，夏天拿出来用就行囖。人们又以为，大规模关灯行动对电网没有什么影响。殊不知，电力从煤堆里烧出来了就没有回头路了，可是你既不用掉又不存起，那整个可怜的电力系统只能为你的关灯而埋单了。

想来那些不主张关灯却被关了灯的同学才是最可怜的。一来他们本来好好的在工作学习，结果一下子把灯掐灭了，同寝室的坚持原则的同学还非得一小时后才能开灯，能熬到那会儿估计也不想继续工作学习了。二来将来突然想装逼的时候，『我们寝室在那个地球一小时活动里带领着整栋宿舍楼，率先关灯了』这种小打小闹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人家一句『那又怎样』就给噎死了。

当我们放眼中国：四川地震灾后重建进展仍然缓慢；北京沙尘暴刮至香港台湾甚至日本；西南大旱作物枯死，居民饮用水成困难。再当我们关注地球和宇宙：全球进入地震高发期；太阳系进入宇宙射线高峰期。这还没关注到毒奶粉、毒疫苗、地沟油等一大堆自己人治自己人的祸害。当你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事情比二氧化碳更恐怖，你就更应该明白，你要做的不止是在每年3月的某一个晚上关灯一小时然后心安理得地睡上一觉明早继续开着电脑挂机开着水龙头洗脸刷牙开着冲水喷头为你的秀发上洗发露。否则，到最后，不是这个活动在忽悠你，不是这个世界在忽悠你，更不是这个国家民族在忽悠你，那个关灯一小时的晚上，只是你在忽悠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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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运与广州》讲座的第一部分中，信力建老师主要分析了中国热衷大型运动会的原因和其背后的城市化发展需要。在第二部分中，许锡良老师的话题向更深层的因素拓展，并讲述公民社会和普世价值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之处。

以下内容为讲座笔记的整理。受速记能力所限，下文只能归纳各位老师的大致意思。如其中有不当的猜测，请各位老师和参与到讲座中的同学指出并补充。

（第二部分，由许老师主讲）

我们从家门口的角度来看待亚运。现在广州的道路挖了又挖，一直在又填又挖，一条好好的马路从2009年现在还没有铺好。大树挖掉，换成一个个石桩。外墙刷掉，换上统一的马赛克砖。没读多少书的老妈妈问道，从哪里来这么多钱搞这些工程？这么多人需要宝贵的金钱去使用在基本生活需要，如医药、房屋等事情上，甚至有些人连吃饭都成问题，政府怎么花这么大的钱？

在这里，显露出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价值观。马克思在说中国的情况的时候，特别用到一个名词，叫『亚细亚生产模式』，从中诞生出『亚细亚文化』，而这个『亚细亚文化』，实质指的就是中国文化。

回顾两千多年的教育史，中国一直在实行的就是愚民教育。郑板桥留下『难得糊涂』的墨迹，为的就是提醒世人：在中国，头脑太清醒，做人会很痛苦。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三家相辅相成，最终结果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在糊涂之中。儒道法三足鼎立，自然成为了古今往来各皇家最喜爱的稳固结构。但稳固不一定就是好。

中国的价值观，并非如同西方的以人为本。在日本一所小学里，三位全校最优秀的老师的专职教导对象是三名弱智少儿，这就是以人为本，不抛弃任何人的任何权利。

要做到以人为本，政府首先不能随便折腾纳税人的钱。一味追求宏大，一夜之间全城面貌焕然一新，这种想法更是要不得，这种审美观只有希特勒才喜欢。城市改造中的拆迁等事项，应该要依法而行，而不是不顾权利、漠视生命地强拆。

在日本，城市和农村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城市是绿盈盈的，农村的生活同样是有先进科技的。城市的河边会有各种鸟类停留。高速公路穿行在原始森林里，当地人打趣地介绍说，那里的动物过马路之前都懂得看红绿灯。这些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我们不能丢掉普世价值，而单单保留着我们现在的『中国特色』。为什么普世价值是必需的？因为普世价值能带来民族法治，带来司法独立，带来公民、媒体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为什么现在的公帑会被乱用？就是因为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

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不放弃每人的一点力量和权利。有次我（许老师）跟县长们讲课，讲公民社会和普世价值。县长说，你跟我谈这些没有用啊，你要跟我们的上级说才行。后来有机会碰上他们的上级局长，又谈起这件事，他说，你跟我谈这些没用的，跟我们市长说才行。然后碰上市长，市长又要说，要跟省长讲。找到省长就会继续推上去找温家宝。最后到了温家宝，总理就一句：全社会大家一起来努力。（全场笑）

法治国家才是最稳固的模式。当然目前在中国实行的还是人治，法治还有段路要走。但其实人治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治人。看谁不顺眼就治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对抗。那才是最恐怖的。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广州。广州这个城市，不管有没有钱，思想先进与否，在这个国家看来，广州不过是一个边陲重镇；而在很多人看来，广州更不过是个文化沙漠，仅此而已。

但是，广州在我（许老师）看来是最有文化的城市，因为广州的开放，广州的大气。上海的情况恰恰相反。上海有所大学的大门，设置了铁制栅栏旋转门，进入的时候只容一人通过，极不方便。问及为何如此设计，答曰，方便搜身。此乃大上海，小市民。

最后谢谢大家！（全场掌声）

（第三位讲话的嘉宾是笑蜀老师。但笑蜀老师说道，他想说的内容基本已经被信力建老师和许锡良老师说光了，对亚运这个话题的想法也无太多可说了。因此现场直接进入互动环节）

（第二部分完）

附：许锡良老师博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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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请来笑蜀老师（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信力建老师（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广东省人文学会副会长）和许锡良老师（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谈谈亚运对于广州究竟意味着什么？广州为亚运付出了什么？对于亚运和广州，媒体在关注着什么？我们普通公民又从这场运动会中获得什么？

受速记能力所限，下文只能归纳各位老师的大致意思。如其中有不当的猜测，请各位老师和参与到讲座中的同学指出并补充。

（第一部分）

信力建老师首先谈到运动会。在中国，大型运动会不是全民的运动会。这些举国之力而办的运动会，是城市的运动会，是利益的运动会，恰恰不是宣传部门所声称的『人类的运动会』。北京奥运，山东全运，广州亚运，上海世博，这些是能带来利益的盛会，简单化来说就是能让房价上升的运动（当然最终不单单是房价的问题）。

举例如北京奥运，官方统计，北京奥运（含残奥）的总支出约202亿美元，时值约合1386亿人民币。但民间统计的数字是： 13700亿人民币。这笔钱究竟是怎么花的。没有人能知道。

但是，尽管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种运动会却是城市化建设的难得机遇。我们看看非洲的城市化建设，非洲的城市都很漂亮，比中国的都漂亮，因为非洲国家很早就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在1949年后逆世界潮流而动，将全国分为城乡二元体系，中断了从清朝开始抬头的城市化运动。如此一路发展至改革开放时期，又发展成两套二元体系——城乡分割，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割，城市化才又开始发展起来。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日本的东京大阪在人口上是相差不多的。而在90年代，东京的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而北京还停留在1000万的水平上（官方资料链接）。这说明中国的城市缺乏城市化。

将城市化运动，包装成体育运动，这其中暗含着政治智慧。因为地方诸侯不依赖中央，单纯依靠从中央展开规划、审批，很可能会像印度一样连一条高速公路都建不成。适逢亚运这件大事，乘着这股东风，做些政治正确的事，是最佳选择。

当然，这样其实也带来一个悖论：几乎每个公民的权利都被粉碎，但在国家角度看来，成就确实是十分辉煌的。

回到亚运的话题上，广州一开始向中央申请拨款，2000亿，被中央骂得狗血淋头，最后乖乖地申请了20个亿。尽管有20个亿做底，但是实际上，亚运用了多少钱，还要用多少钱，一样没有人能知道。西方的政府有个逻辑：一级政府，一级预算，每一级预算的每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这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

可以想象的是，明年广州的楼价会继续上升。北京在奥运之后，市内平均楼价是全国平均楼价的26倍。你很可能20000元买下一平方，其中建筑成本才2000元。

回到城市化上。再举个例子，英国伦敦100多年来，建了14条地铁线（实为12条）。而广州，从1997年建成第一条地铁，至今13年间已经建成5条线路，在建的和十数年内规划的还有十多条。

最后就是总结一下：大学生要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不要单纯以对错来分辨所谓的是非。例如有一说，要警惕西方势力。那什么是东方？什么是西方？苏联是东方还是西方？现在苏联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游戏，自己都不玩了，让中国玩。这也是需要警惕的吧？但是中国还有很多人固执地认为这个游戏要一直在中国玩下去。

建议我们的大学生们，不要死死地用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当然角度分化得太离谱也不好。可以尝试，想象自己站在月球上，以上帝角度（全能角度），来审视地球上的事情和问题。

谢谢大家！（全场掌声）

（第一部分完）

附：信力建老师博客链接和新浪微博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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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过去，几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势头强劲，基督教在世界各地仍有大量信徒。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预言也没有完全落空，只是发生地点转移到一些亚非拉国家；尼采认为现代文明社会对人本能进行的过度压迫 ，现在也广为接受。俗话说有病就要看医生，自欺欺人只会死得更快。这两个家伙真是敢冒时代主流之大不韪，因为他们不仅把社会的症结暴露了出来，还自己设想了一套东西去推翻原有的主流。

         这两个家伙生前的境况都颇凄凉：一位贵族公子被迫与同是贵族的妻子长年流亡海外，要依靠朋友接济来维持生计；另一位则弃师弃友，长年患有偏头痛，晚年精神分裂，孤独终老。生前不幸，死后却又是另一种无奈。马克思就十九世纪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某个国家则宣称以此立国，更把马克思理论编入小学至大学的政治教材。尼采大量书信遗稿被他的妹妹篡改，以投纳粹当局所好，作为德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动员，尼采生前却恰恰强烈反对这种带有狂热民族主义色彩的战争。 当然，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学者在校对考证他们的书稿，并从学术角度出发去研究。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说：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如果对所有的价值皆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若是不知道珍视什么价值，却感到了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和焦虑。科技、财富的增长引起了社会从生活风俗到政治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超出了普罗大众的价值调适能力。狂风扫落叶搬的潮流，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周遭已是沧海桑田。

         貌似不少人也想摆脱这种不安。在广州，可能离高尚住宅几十米之遥的地方就是残旧的老屋，而这些老屋在上百年前也曾是高尚住宅。但很多以本土文化保护者自居的人士，住在现代的高尚住宅，喊着要留住百年老屋，想享受那种古色古香，却又把玩着各种潮流玩意，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住过那些年久失修的、发霉发臭的老屋。在我看来，他们更多是一种看客，连坚持的是什么也未搞清楚。前文所说的两个家伙，他们的学说在当时看来是革命性，与时代为敌。但与其说他们是在颠覆时代的话，倒不如说他们是在维护某些古老的、“值得珍视”却又被身处的时代所销蚀的价值。这两个德国人，不是逢潮流就反对，而是在学习、深思的过程中，感到时代扭曲了个人、摧毁了自己珍视的信仰，有一种切肤之痛，所以说出来的每句话都那么理直气壮、问心无愧，更难得的是，他们言行一致。

         也貌似很多主张本土文化保护的人士，被政府官员视为“不合时宜者”，“与时俱进”成了拆迁的又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进步”往往是体现在通货膨胀上。物件残破了、失去功能了，当然要更新，但集体观念、本土文化却不可以像机械零件般被替换。“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很多价值都在经济大潮中被淹没——不再按照以前是理所当然的信念来办事。看看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中的一条：“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大家都切实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喊几句口号，修两条规矩也是无奈之举。而德国那两位仁兄，一个说“要重估一切价值”，一个则要搞反资本主义的思想运动。大家都不想流血牺牲，但起码要有人做过扎扎实实的学问与研究，一针见血地把时代的弊病呈现在我们眼前，才有坐下来慢慢改良的谈资。

         跨时代的强人，就是“不合时宜”却历久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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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时间的同学可以直接跳到5分45秒开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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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重庆警方不是在翻拍《黑客帝国 II》，否则Wachowski兄弟毫无疑问要痛哭流涕一个月——人家中国不用特技都拍出了这样的镜头，我们俩这组镜头浪费了爸妈多少血汗钱哪，早知道就请重庆公安来拍了……

重庆公安武警喜欢玩这种层层叠，未来的劫匪要记住这点，而且要留心自己手中的武器。这么多人压上来，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劫持的人质给割了或者捅了，到时候故意伤人罪的判刑可不会比绑架罪判得轻。人家警方还不会为你这样大公无私地走出来给他们乐一乐而为你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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