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简单的句子，深入浅出，讲让人思考的事，讲让人开心的故事。

可以轻易想象，研究设计者提出的不同的计薪方法，对调查员的工作积极性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于是，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个比较敏感但又很有意思的话题，调查员的薪酬博弈。

在社会调研中，最常见的方法是按问卷完成份数来统一计算调查员的薪酬。调查员一般是无底薪的。依据问卷容量（即长度）和访问困难程度的不同，调查员每有效完成一份问卷将获得人民币15~35元的薪酬。在这种按问卷完成份数来计算调查员薪酬的情况中，每份所对应的薪酬是经过研究设计者根据问卷容量和访问的困难程度计算过的。很少调查员有讨价还价的条件和能力，再者，调查员作为一名学生，也不好意思跟作为研究设计者的老师讨价还价。因此每份的薪酬基本都是一口价。调查员也只能努力工作才能挣取更多的薪酬。

当然，最常见的方法不一定就是最完美的方法。这不，利益双方的博弈开始运作了。为了能更轻松地获得更多的薪酬，调查员队伍中一些过分“聪明”的学生采取了一些不道德的手段。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将空白问卷带回家，分发给不符合调研要求的父母、亲戚、朋友帮忙做。他们会想，也就是居民嘛，让居民来做问题也不大的，反正交上去之后也没人能看得出受访者不是样本框里的人。再后来，他们会把“带回家”这个步骤省略掉，直接在工作时间内，找个偏僻的角落，自己充分发挥想象力填写问卷。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现场监控工作做得足够谨慎的话，调查员作弊的风险会大大增加。最终只会出现非常少的作弊者，甚至仅仅出现非常少量的作弊现象。因此，即使研究设计者的最初始的薪酬设计并不完全合理，但只要投入足量的精力去监控每个调查员的工作情况，那还是能改善并提高最终回收数据的质量的。

（薪酬博弈的讨论是一个系列。待续。）

这篇，我们来谈个案选取和样本选取。

个案选取和样本选取，字面上固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两者的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异。在最科学最理想化的社会调查研究中，样本选取是由研究设计者负责执行的。在一个城市内随机抽取若干区，在某区内随机抽取若干社区（或街道），在某社区（或街道）内抽取一定量的样本个数；这些样本，到了实地后，调查员应按哪种抽样方法（多为系统定距抽样）进行选取；遇到问题，例如户主不在家，或者不配合，调查员该如何修改个案的选取。这些问题理应全由研究设计者一手包办，并向调查员充分沟通和解释，使调查员清晰了解ta的任务守则和职责。这些宏观指示就是所谓的“样本”。

而个案选取中的“个案”指的是，具体到实地访问时，调查员实际选取的对象。既然已经来到实地，研究设计者就不可能跟到这么远，即使能跟这么远也不可能把每个调查员都亲自监控住。这时，调查研究设计者所设定的“样本选取”，其实也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员的“个案选取”了。

有人会觉得上楼太麻烦，所以访问只面向住在一楼的住户。有人会想到老人太难缠太多话说，和他们做访问太浪费时间，于是只挑选年轻人来做访问。有人觉得某间房屋的内部很暗，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就没有进去做访问。有人看到被访者很丑，就找借口提前结束访问。然而这些都只是想法较为单纯的一批。

有人为了贪图方便，于是“很聪明地”找到社区内的老人娱乐中心，一次大量派发问卷，让几位访问对象同时做。更有甚者干脆躲在某个角落自己填写几份问卷，然后一天下来，别人在工作，ta就在放空。这些都与计酬方法有关联，相比起上面的单纯喜恶，这些做法显得有点恶性。

要制止这些抽样大忌的发生，一来的确是需要调查员的素质和自觉；二来，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研究设计者和督导对众调查员要有充分的事先沟通和现场监控；三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设计者的具体设计。采用偶遇抽样的研究，肯定没有采用系统抽样的研究的解释精度高。采用系统抽样的研究，肯定没有采用全抽样的研究的解释精度高。这也许是成本的问题，也许同时也是态度的问题。若然从最上层的研究设计者的思想和方法上就开始有漏洞，那么处于下层的调查员又怎能不去自觉地钻空子和犯错？

不按照科学的调研方法去进行调研，我们就会看到这么一个场景——一堆大妈和一个调查员围在小广场的一角上，像是搞活动一样，大妈们一边填着些什么，一边听着调查员在向大家喊着些什么，而怀里则紧紧抱着一份礼品不放。

受访者重要假设二：受访者对回答问卷是有抗拒意识的，是不耐烦的。他们不希望多次重复确认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懒于回答一些本身不必要的问题。

举例，在访问中，受访者说到：“我在餐馆工作，呃，当然不是大厨，只是大堂跑腿的。” “每个月的人工，大概就是1200上下啦。”

这个时候，调查员是应该干脆利落地在问卷上记录下“餐饮业”、“普通员工”、“年薪10000-15000元”三题的选项？还是毫无人情味地再次问道：“在餐馆工作，你认为你是属于什么行业”、“在大堂工作你认为你的职位是什么呢”、“能直接给我一个年薪的数字范围吗”？抑或是稍加人情味，但仍然是不厌其烦地再度去确认“那么您的行业应该是餐饮业了对吧”、“那么，你就应该不算是经理，而只是普通员工了对吧”、“那么乘以12个月之后，你的年薪应该在10000-15000元之间了吧”？

（图片 via here）

在最为科学最为理想的社会调研行为中，在访问前，调查员应先向受访者声明，问卷中所有重要概念的具体定义；根据受访者自己对这些定义的理解，所有答案最终应由受访者去自行判定。调查员不应提出自己的意见去引导受访者判定答案。

有一个更为经典的例子。

您的性别？

A. 女         B. 男         C. 其他

研究的设计者（一位来自德国的教授）要求调查员，在访问中，必须问出这条问题，由受访者判定并回答。（或许在屏幕前的你没有感受到将这个问题从调查员口中问出来，再由受访者口中答出来，在思想相对传统、国民个人相貌也具有相当清晰性征的中国，是何等程度的尴尬。）设计者的理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性别判定存在一定的心理因素，的确存在有人生理上是男性，但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女性。因此这个问题必须提问并由受访者亲口回答。调查员不得仅仅由外貌就判定受访者的性别。

在实地的调研行为中，无论是受访者还是调查员，对这种机械化而且缺乏人性化的问答方式都难以习惯，甚至难以忍受。

除非是受访者自填问卷（仅仅在需要文本理解上的帮助的时候，才要求调查员对某个概念进行解释）。在传统的问答式访问中，由于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了避免尴尬，大部分调查员都只能部分遵守上述的理想中的“研究守则”——适当作出少许引导。

适当作出少量的引导，不仅有助于消除可避免的尴尬，而且能提高单次访问工作顺利完成的概率。如上述的性别问题，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可能会对受访者构成一定程度的侮辱。在实际操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显出惊讶和责怪的神情和语气。在容量较大的问卷中，大部分受访者本来就已经感到不耐烦，若然再涉及到这类涉嫌侮辱的问题，受访者的抗拒情绪将会加剧。这样则可能对单次访问工作的完成，即单份问卷的完成，构成威胁。

解决这个危机的方法非常简单。将此问题安排到问卷末尾，调查员在最后向受访者介绍，“最后这个部分是个人资料的填写，对您来说应该很简单的，麻烦您填写一下。”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位受访者都是带有抗拒情绪地、不耐烦地回答问卷的。有的受访者回答得相当从容或者十分开心。但假如访问过程的可操作性（operationalization）程度更高的话，访问中的各种沟通也就将更加顺畅而有效了。